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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来，在侵略中国的列强中，日本是侵略中国次数最多，掠夺最残酷，给中国人民造成灾难最深重的国家：逼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制造惨绝人寰的屠杀惨案，攫取种种特权，真是罪恶滔天，罄竹难书。日本侵华蓄谋已久，自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以后，日本就逐渐发展成为军国主义国家，积极实行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从1874年日本借口难民问题兴兵台湾，迫使清政府赔偿白银50万两，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历时64年，其行动大体可以分为开启武力侵华、扩大对华侵略、参与列强瓜分中国、企图独占中国四个阶段。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和一度奉行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政府的妥协下，中国军队节节败退，丧权辱国，几乎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然而，因为有了中国和，有了以为统帅的人民军队，使全民族抗战成为可能，并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一举洗刷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实现了中国由衰败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中央发表了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三省的宣言，又派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领导各路游击队，并逐渐成为东北主要的抗日武装力量。针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11月27日，刚刚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的反动统治。以“反蒋抗日”建立统一战线，打破蒋介石对红军的“围剿”。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到1932年底，中央先后发表10多个文件。这些文件大多是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亲自主持下制定的。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的航船就在的掌舵下乘风破浪前进。1935年8月，中央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和红军愿意同包括在内的一切抗日党派和团体，共同抗日救国。1935年12月，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深刻指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这个新局面就是中国革命战争将进入“抗日民族战争的阶段”。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以后，红军内部一片欢腾，多数人主张杀蒋介石报仇，而以国家、民族大业为重，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力排众议，最终制定了联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推动政府从片面抗战向全面抗战转变。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央就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1937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明确指出，应该使我们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必须与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会议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实际上是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符合并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路线。由此可见，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之际，是和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竭尽全力促成了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中国是全面抗战的主导力量，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为代表的中国人表现出的是宽阔胸怀、大仁大义和大智大勇，生动地诠释了中国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核心是国共两党的军队共同抗日。1937年8月22日，蒋介石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加入了第二战区（晋绥阎锡山）序列。第115师在晋东北地区活动；第120师挺进晋西北抗日前线师开赴晋东南地区。红军改编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当时很多指战员思想不通，认为改编就相当于、红军向投降。针对这一状况，红军各部普遍向广大指战员开展了一次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明确指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红军才实行改编。经过思想教育，广大指战员思想认识上的疙瘩逐渐解开，普遍认识到大敌当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以民族大义为重，实行既统一又独立、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和发展。但是，顽固派“积极，消极抗日”，先后掀起了三次高潮，其中尤以“皖南事变”为甚，使新四军遭受了巨大损失。即使如此，还是以抗日大局为重，主张在军事上严防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以斗争求联合，极力维护统一战线。“皖南事变”的爆发，使蒋介石遭到来自国内外各方面正义力量的抨击，冯玉祥说，经“皖南事变”蒋介石“实难挽回人们的信赖”，反而使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在全国的地位大为提高。

　　在全面抗战开始的10个月里，亡国论与速胜论此消彼长，十分混乱。在这种情况下，觉得有必要对这10个月的经验作一个总结性的解释，给全国人民一个关于抗战前途的说法和答案。1938年5月至6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透彻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国家性质、强弱、大小和战争的性质，明确指出，日本可以在中国横行一时，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要经过艰难的历程，中国不会亡国，经过长期抗战，胜利最后属于中国。在《论持久战》中，集中阐述了人民战争思想，“兵民是胜利之本”成为至理名言。他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选集》第2卷，第511—512页）的人民战争理论，清晰地回答了有关抗日战争的种种问题，消除了人们的思想疑惑，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论持久战》不但为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结合实际学习运用，而且在统治区也广泛传播，卫立煌等高级将领也对的观点高度认同、啧啧称赞，甚至把《论持久战》带在身上当教科书。《论持久战》还在侵华日军中不胫而走，有的读后认识到了侵略战争的反动本质和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落后性，成了反战人士，有的还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

　　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在谈到军事问题时指出，抗日战争将是艰苦的持久战，日本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华北，上海是辅助方向。在此情况下，我军的主要作战地区是在晋察冀三省交界处，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牵制与相机消灭敌人。提出了5项任务：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持任务）；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红军的作战方针是什么呢？坚定地说，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谈起游击战的作战原则，一会儿伸开五指，一会儿收拢拳头，形象地比喻道：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是考虑便于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小游击队可以到平原地区发展。红军整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后，针对抗日游击战争主要在外线单独作战和在敌后建立根据地的实际，进一步要求八路军、新四军要获得如下“自由”：一是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二是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的自由；三是执行南京战略规定的一切自由；四是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自由。提出的战略战术一直为八路军、新四军所遵循，对壮大人民武装起了决定性作用。

　　与此同时，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开辟的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主要战场。平型关大捷是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八路军迅速在敌后展开了全面的对敌作战，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在华北大地建立起来。新四军成立后，华中抗日根据地也建立起来。敌后战场的开辟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立，使得日军腹背受敌。武汉沦陷后，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停止了战略进攻，而以主要兵力转向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领导的抗日力量担负起了抗战的主要责任。

　　1940年8月到12月，八路军在华北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对日进攻作战，作战部队陆续达到105个团，参加人数20多万，极大地震动了日军侵华最高指挥机关，史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后，日军加大了对根据地的“扫荡”和“清乡”，但同时也陷入了地雷战、地道战等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领导的抗日力量成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主要力量，敌后战场成为抗日的主战场。到1945年4月，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抗日纵队已经发展到91万人，民兵200万人左右，包括陕甘宁在内的19块解放区，面积达95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而此时蒋介石政府的权力仅限于西南一隅，并在1944年4月到12月的豫湘桂战役中溃败，丧失兵力多达五六十万人，使日军一直进攻到贵州的独山，逼近陪都重庆。

　　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所担负的正面战场作战形成了鲜明对比，到战略相持阶段，八路军、新四军抗击着侵华日军的69%，伪军的几乎百分之百。实践证明，中国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名副其实，持久战和山地游击战是以弱胜强的一宝。蒋介石也提出过搞游击战、建立根据地，还在衡山举办了训练班，但留在后方和派往后方的数十万大军，分散则溃败、集中则投降，一块根据地也没有建立起来。正如有的官兵所说，“我们学不了，就官兵一致，一律平等这一条，就学不来。”而这一条，早在三湾改编的时候，就已经解决，到抗日战争时形成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这三大原则体现了和人民军队的宗旨、性质，而军队是无法实行的，怎么能够学得来呢？日本人说，是“降官如毛，降将如潮。”降日的中委20人，将级军官67名，连台儿庄战役中表现出色的庞炳勋部也因兵败而投降，这与八路军、新四军无一建制连排降敌形成明显反差。

　　在抗战时期发表了许多光辉著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比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涉及战略方针、军队建设、党的政治建设、理论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方面，为我们党的成熟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展现出了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的风范。

　　亲自倡导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成了人的“红色基因”。1939年、1944年、1945年发表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提出的“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著名观点，被称为“老三篇”，教育、熏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并成为中国人民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从黄土高坡唱响“中国出了个”，到重庆谈判时期发表《沁园春·雪》轰动国统区，的领袖地位是人民赋予的、历史赋予的。宝塔山下住着、产生了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延安才能成为指引抗日战争胜利的灯塔、千百万有志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

　　回过头来看，历史变得更加清晰。如果没有领导的历经血雨腥风、千锤百炼打造的人民军队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如果没有大智大勇、联蒋抗日，建立全民族抗战的统一战线，并战胜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保证了的领导权；如果没有高瞻远瞩、目光如炬，洞彻历史发展规律，提出了持久战等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如果没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概和胆识，指挥全党全军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位置，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建立了巩固的敌后根据地等等，就没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进而，也就没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和他领导的中国、人民军队是伟大的胜利者，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